参照美国和香港地区等成熟市场的经验，注册制的核心是监管者行使有限权力，监管权力主要体现在发行者事前信息充分披露和事后严格监管上，把市场还给市场，让发行者和投资者进行充分博弈，使市场充分发挥其融资和投资功能。
欧洲央行于2012年推出3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通过向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方式向市场间接注入流动性，近期，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宣布将继续保持长期低息政策。西方复苏的这段时间是中国确立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地位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有效利用这段时间实现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目标，为延长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推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因此，中国在未来的战略机遇期内，应当坚定支持并依托G20平台，以建设性态度和渐进性的方式，深度参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能够更加积极地干预市场的运行以规划、引导、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国有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福利负担相对较轻，吸引外资力度很大，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非常高涨。中国需要在应对西方诉求的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对出口过度依赖的局面，甚至继续增持美国国债，让渡部分经济利益，协助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从长远来看，这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2007年以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旨在创立新企业或股份至少达到10%的投资）年增长率超过300%，来自一些第三方机构的数据更是高达1300%。
预计到2020年，中国在全球的直接投资总额将从目前的4000亿美元增至10000亿美元以上，其中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比例也将上升。纵观全球货币发展史，本币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是任何一个时代主导性大国的必由之路。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推进以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为重点的政府治理。
我很赞同本书的判断，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最大亮点，更是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第三，界定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第四，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需要以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为重点，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第二，脱离市场作用下的政府有为不可持续。
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而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取代市场，否则不仅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还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第四，地方政府注重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但不少人在强调这个基础性作用的时候，同时强调政府的主导性作用。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还能够对新阶段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决策起到有益的参考作用。经济体制在方方面面的关系理不顺，主要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在我看来，该书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状况出发，系统阐述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对新阶段改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给出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改革路线图，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政府有为的改革路线图，为全面正确发挥市场和政府两者的作用进行了积极探索。
新阶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服从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体目标实现，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难啃的硬骨头 在诸多方面体现在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形成新的突破。从改革实践看，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政府有为更有赖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突破。打造有为政府，关键在于改变这种错位管理格局。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不要发挥政府作用，而应当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第五，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需要用法治来保障，扩大公民参与市场的自由权，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自由裁量权。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理论突破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多年来困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进入专题： 市场决定 政府有为 。
第三，市场有效前提下的政府有为才是正能量的有为。今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后的开局之年。如果竞争性地方政府没有实质性改观，不仅经济转型难以实现，还会导致更大的危机与风险。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攻坚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从实践上看，实际上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越来越大，不仅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而且资源环境破坏严重、付出的代价太大，甚至是加剧寻租腐败。当前，竞争性地方政府成为经济结构扭曲、产能过剩、社会问题突出的重要根源。
第一，建立公平竞争导向的科学宏观调控体系。负面清单管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多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根源在于政府对自己非禁即准，对企业和社会非准即禁
但是，如果把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相对于中低收入，在中高收入阶段的增长会更慢，也有人提出新的责疑。而且各个国家在世界银行定义的低收入阶段上都有过最漫长的陷阱。
换句话说，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这也说明为什么20世纪的世界经济没能缩小贫富差距。一个国家可以遵循最初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却难以再依靠这套战略和机制继续从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继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之后，于2007年出版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提出的。但是同期中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只增长了大约20%，因此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反而拉大了。这是缘于相对比重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暗含假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人均收入不仅在某些阶段上、而且会始终一致走向趋同，应当说这是一个还没有被证明的命题。世行1993年的《东亚奇迹》试图解释8个表现出众的亚洲经济体的惊人经济成就（即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当时未包括中国大陆）。
实际上，如果把人均收入增长停滞或较慢就作为陷阱的依据，显然，在收入增长的各个阶段上都可能遭遇。从人们列为典型的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来看，其实都是处于世界银行所划分的中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警示也是在我们已经跨越了中低收入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才提出或引起广泛关注的。
用世界银行报告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实现经济起飞的机制与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机制有着根本区别。进入 华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
显然，这个如何跨越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命题，对于尚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然有着强烈的共鸣和吸引力。世界银行对这4个阶段的分类阈值一直进行动态调整。
到201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大体是1000美元以下为低收入阶段，1000～4000美元为中低收入阶段，4000～12500美元为中高收入阶段，之后则为高收入阶段。讲中等收入陷阱，前提自然是要有不同收入阶段的划分。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安德森在真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这回事吗一文中就作了这样的数据比对，他选择了10个人均收入在8000～10000美元之间的中高收入国家与10个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发现中高收入国家虽然在1990—2000年期间确实遭遇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或徘徊，但在21世纪前10年中表现良好，因此拉长时段看，中低收入国家与中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几乎一样，并不存在中高收入陷阱的证据。与之相比较，从欧美开始并逐步扩散到全球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开启以后，人均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上了一个甚至几个台阶。
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的四个经济体（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陷入泥沼之中。许多低收入国家与美国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当然，世界银行报告的真正意图和对很多人的吸引力其实并不在中等收入与低收入阶段的比较，而在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与高收入阶段的差异。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说并不能成立。
这个报告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因为后进国家固然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最前沿的国家一定也还有自己的领先优势，而各国的人均资源禀赋又相差甚大。
